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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研究 | 成果转化

8期

陕西省法学会                      2016年9月12日

 

以审判为中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日前,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院长卞建林在主持的中国法学会“深入研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重点专项课题的成果中,提出了以审判为中心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相关建议。

  第一,转变司法观念。排除非法证据主要是为了维护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和保障人权,是否排除非法证据不应与证据内容是否真实相挂钩,也不应考虑是否影响对被告人定罪。只要符合法定排除规则就应当坚决排除。

  第二,强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地位。审判阶段是排除非法证据的最重要阶段。虽然我国法律规定在审前程序也要排除非法证据,但此种排除实际上是办案机关“自己排除自己的证据”,有很大局限性。应当确立审判中心理念,强化审判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功能,鼓励、保障法官敢于依法排除非法证据,赋予法官一定的裁量权,并在操作程序上有一定的灵活性。如,在庭前会议上提出排除非法证据后,如果控辩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即可在庭前会议上处理,不必提交法庭;如果庭前会议不能达成一致,则应当在庭审中调查处理,当时可调查清楚并足以认定的“非法证据”,则即做出“排除”决定,当时难以调查清楚做出认定的,可在庭后处理。

  第三,明确辩方申请启动程序需要提供“线索或者材料”,而并非承担证明责任。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要能够大致说出形成非法证据的相关线索,包括形成非法证据的时间、地点、方式、内容、所涉人员等情况,就应当启动对非法证据的调查程序,而不能要求辩方必须提供相关证据。此外,并非所有非法证据都要排除,辩方应注意区别“非法证据”和“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两个概念,对于前者应向办案机关明确指出,对于后者有权要求依法排除。

  第四,强化控方对取证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检察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承担着证明用以指控被告人的证据具有合法性的证明责任。方式上,应当使用(全程)录音录像、侦查讯问人员或相关人员出庭作证等方式,强化庭审的审查、质证功能。与此相适应,应当取消“确认存在非法取证的情形”证明标准,实行单一的“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情形”的证明标准,即当检察机关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所作的证明不能排除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时,就应当依法确认为“非法证据”加以排除。

  第五,增加解释非法证据的前提条款,以明确适用对象与排除准则。在刑事诉讼法第一编总则第一章“任务和基本原则”中增加条款,表明侵犯哪些基本权利将视为非法,从而真正确立起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对抗的可援引的法律依据。这也是落实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的具体表现,有利于加强我国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的力度与可操作性。

  第六,删除“刑讯逼供”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条文中的表述。《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的表述较为笼统,且仅仅从反面强调了刑讯逼供,误导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效。应当修改为“缺乏合理根据而侵犯上述基本原则中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之规定,视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将“合理根据”作为合法与否的核心评判标准,将常理与情境纳入考量因素,使“非法证据”的认定务实而灵活,有利于扩大人权保护,并与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实现对接。

  第七,建立对“毒树之果”原理的确立规则,断绝任何可能产生漏洞的后手非法证据。删除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一款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的内容,书证、物证不能以考虑立法渐进性、条件不成熟等“借口”寻求例外与特殊性,必须与其他证据种类一视同仁。否则,书证与物证将继承非法口供的一切证明力,继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施加本不应有的影响。

  第八,加强司法裁判的终局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效实施和良好适用的前提,是法院处于刑事诉讼中的权力最高点,法院的权力势能高于警方与检方,对警检行为拥有否决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司法裁判对非法证据的彻底忽略与否定。

 

  (根据中国法学会《要报》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