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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4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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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法治陕西论坛”主旨发言摘编之一

 

李其瑞:法治陕西建设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第一,按照“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立法事业总要求,我省立法机关要勇于探索地方性立法的新模式,在地方立法权范围内创新立法、做出表率。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党的十八大以来,如果说与以前在依法治国、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方面最大的变化和新理念之一,就是鲜明地提出全面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提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等新思想。

 

  2015年3月,新修改的《立法法》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规定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制定地方性法规,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举措。但如何避免立法中的地方保护、重复立法、越位立法,做好设区的市的立法的监督、优化立法资源配置、提高地方立法水平等都是目前地方立法中所面临的问题。地方立法一般可以在三个方面有所作为:一是实施性立法;(对上位法的细化和补充)二是自主性立法;(地方事务,无直接上位法依据但有间接上位依据)三是创制性立法。(先行先试,国家无法律规定的领域)。

 

  第二,要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节点在于法治政府的建设,尽管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省在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出台了多项举措,明确了各级部门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但在许多环节和精细化上还有差距。比如,从西安市开展的多次电视问政就表明,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许多问题还带有极强的普遍性,并非一两个机关和人员的问题。这些现象也说明,对中央全面依法治国的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战略部署还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许多部门和人员还存在“庸、栏、散”现象。按照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的新要求还有差距。

 

  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发布《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 — 2020)》确定了法治政府的总体目标:职能科学、权责法定、执法严明、公开公正、廉洁高效、守法诚信。(六个方面。三十个字),还有两年就要完成纲要的部署和任务,而且中央已经着手研究起草2020年后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新的规划纲要,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制定法治中国建设规划“。对照我省法治政府建设的清单和指标,哪些还需要加强和推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第三,我省各级司法机关要积极行动起来,深化司法改革。十九大报告要求:“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新的部署表明,深化司法体制配套改革和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是当前司法改革的新任务。

 

  前一阶段的司法改革主要是理顺队伍和合理配置员额,下一步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明确司法责任制,没有司法责任制的落实,司法员额制就无法落地,就实现不了员额制的初衷。从在上一轮的司法改革看,我省司法机关改革探索的积极性不高,没有拿出可供全国普遍推广的基层经验,这与广东、江苏等地的司法改革基层经验还有一定距离。比如江苏员额制改革的“江苏样本”、书记员改革经验被全国推广;司法改革的“深圳经验”、“福田模式”等等。在本轮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我省各级司法机关应该把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积极探索和挖掘改革中的基层经验,拿出基层司法创新的典例和榜样,为国家整体的司法改革贡献陕西经验。

 

  第四,我省司法行政部门和各级党政机关要努力做好普法宣传的排头兵,积极营造学法尊法的法治文化气氛。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习近平在全面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加快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这些都说明法治陕西建设离不开法治文化建设和普法宣传的促进作用。

 

  1986年起,我国已经开展了七次普法宣传规划,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普遍提高。(当年温元凯讲法国维权事例)。结合中央“七五”(2016——2020)普法规划和《关于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的意见》,明确了“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这样普法就不仅仅是主管机关或司法机关的职责,所有享有执法权的机关都有普法的责任和义务,把普法从过去主管机关的“独唱”转变成各个部门的“合唱”,这样才能发挥“合力”,把普法工作与国家机关的职责绑定在一起,形成分工负责、齐抓共管的“大普法格”局。

 

  第五,要深入挖掘我省法治文化的历史资源,为新时代治国理政提供历史镜鉴。习总书记特别强调在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中,要努力弘扬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5年,习近平在西安调研时指出:“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他还说:“陕西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地方,古有司马迁《史记》、班固的《汉书》,今天我们要在古代典籍中挖掘我可资治国理政的经验”。还有,习总书记还给陕西省委嘱咐,要好好研究一下中华法系。

 

  结合法治陕西建设的自身优势,我们可以深入挖掘的还有很多资源。如法律的金石学研究,地方法律文献和档案的文献学研究。在这一方面陕西一直有天然的优势,我们是文物大省,出土文物中青铜铭文、碑刻的研究。以前我们有许多前辈学者已经在这方面有过杰出贡献,如胡留元先生《长安文物与古代法制》、“唐《御史台精舍碑》初探”等研究成果。西安碑林有4000余方碑刻,目前展出的仅1000余方,许多有价值的还没有熊深入整理挖掘,还有清代陕西紫阳正堂司法档案、陕派律学代表人物法律思想和文献整理等都是可以在全国可以独树一帜的宝库。

 

  2015年,习近平在在西安博物院考察时说,“一个博物院就是一所大学校。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西安建立一座中华法律文明博物馆是一件应该得到在座的陕西法学同仁关心的事情。多年来我就一直呼吁这件事情,在陕西省委高教工委党外人士座谈会、农工党省委座谈会、西安市政府参事建议中,都谈到这个问题,但推进很慢。我的建议是:深入研究中华法系与法治文明的治国智慧,把反映中国法律文明整体脉络的陕西传统法制器物、典籍等集中起来,筹建陕西中华法律文明博物馆。同时整理点校反映古代法治文明的典籍文献,为我省以史资政提供必要历史和文本支持。理由有二:一是中国没有。现在北京最高法院有一个中国法院博物馆,杭州又一个宪法博物馆。没有一个整体上反映中华法治文明的综合博物馆;二是因为陕西是唯一能够把中国法治文明史贯通的地方,周秦汉唐到晚清,北京只有元明清,而且清朝法学大家还都是陕西人,如王士棻、王鼎、薛允升、赵书翘、吉同钧等人。今天在陕西法学同仁面前再次呼吁一下!

 

  当然也要注意如何认识传统法律文化,至今依然需要解决思想问题。对待传统法律文化的确有一个精华与糟粕的辨别问题。比如儒学思想中并无自由主义因素,但是其提倡的“道德自主性”、“从道不从君”就提供了创造性转化的可能;道家最高理想就是个人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主张从国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自己内心资源中获得自得与自适,这也是与自由价值相类似的因素等等。实际上,“西洋文化也有臭虫”,贞操锁之类的糟粕,中国文化也一样。今天依然有人认为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法制文明最高的时期,把一个主张“以奸驭良”、“以吏为师”、“弱民”,不顾百姓死活的专制王朝奉为圭臬。

 

  第六,积极回应“一带一路”法治建设需要,在“一带一路”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方面作出贡献。2017年丝绸之路(敦煌)司法合作国际论坛上,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强调,要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司法文化交流与司法合作,对接各国彼此法律制度和司法政策,在更大范围内整合司法资源,促进共同繁荣发展。陕西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起点,要主动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司法交流,积极营造公平竞争、诚实守信、和谐共赢的营商环境。

 

  “一带一路”作为国际合作的公共产品,既面临着周边外交、地区合作的发展机遇,又面临各种风险和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开放程度、法治状况和市场化水平差异较大,我国市场主体在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中必将会面临诸如市场准入、金融交易、知识产权、劳工保护、环境问题等方面的法律风险。因此,建立海外投资贸易咨询、指导、服务机构,加强风险评估、预警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法律风险管控专项培训,编制丝路沿线国家投资、税收等方面法律服务手册,举办专门以“一带一路”法律风险防控和法律服务的高端学术论坛,逐步探索和制定出一系列法律风险防范策略和办法。

 

  为了更好地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只有在经济、社会、法治、文化等地方立法、制度建设和司法服务中有所创新,积极探索“一带一路”司法服务的新举措和新办法,才能为抓住“一带一路”这一历史机遇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为此,我省各级政法机关要围绕建设“一带一路”的定位要求,深刻领会习近平系列讲话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在各项工作中全面准确贯彻落实,发挥司法职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司法服务和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