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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月19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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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陕西省 

《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的几点建议

 

  地方层面的法律制度供给既是国家层面法律制度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陕西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法律依据和保障。为此,西北工业大学教授肖周录建议结合陕西军民融合发展的实际需要,基于以地方立法促进军民融合法律支撑体系的建构,建议制定陕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并提出以下问题,供相关部门参考。

 

  一、军民融合准入的法律规定。所谓准入是指允许外部的货物、劳务与资本参与内部市场的程度。从法经济学角度讲,在一个新的经济合作模式产生和运行的过程中,允许不允许主体的参与是决定这一经济合作模式能否真正实现的前提条件。陕西军民融合过程中,从参与融合的主体来分析有企业、事业等单位。而其中的企业可分为国有军工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从目前军民融合的现状来看,民营企业及其他社会经济组织参与军民融合的积极性非常高,希望在参与军民融合过程中提高其整体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质量水平,增强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但是这些想积极参与军民融合的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都普遍认为参与军民融合的“门槛”过高,难以融入和参与。因此,陕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如果制定和出台,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对军民融合的准入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以提高军民融合参与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的积极性。

 

  二、军民融合主体的法律规定。基于军民融合发展中企业、事业等单位诸多的主体组合,在陕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中应该明确规定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军民融合中的法律地位、基本职责、权利义务,以促进军民融合中各个不同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各自的责任分工和职能定位,以起到法律“定分”的作用,使其在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能够实现真正的融合,而不是“貌合神离”,消解融合的整体效应。并在依法明确规定企业、事业等单位在军民融合中的法律地位、基本职责、权利义务、责任分工、职能定位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融合管理模式和体制,使这种新的管理模式和体制在陕西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形成整体的聚合效应,达到“1+1>2”;“1+2>3”;“1+3>4”的融合效应。

 

  三、军民融合主体行为的法律规定。军民融合既是企业、事业等单位主体之间结合,又是以上诸多主体行为的融合,在利益杠杆的作用下,这些主体之间的结合和行为的融合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价值取向,如果这些主体间价值取向能够达成一致,就会产生巨大效益,如果不能达成一致,各主体均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就会产生矛盾和问题。甚至一些主体出现违法犯罪的行为,打着军民融合的旗号来谋取不法利益,因此,陕西省《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就应该明确规定,在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诸多合作主体的行为哪些是应该鼓励的,哪些是允许的,哪些是禁止的。从而以法律明确规定要求这些参与军民融合的主体应该实施法律鼓励允许的行为,不得从事法律禁止的行为,以保证陕西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主体行为的合法合规性,避免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和不良后果。

 

  四、军民融合主体权利义务的法律规定。从法学理论角度讲,所谓权利是法律权利的简称,是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关系主体可以自主决定,作出某种行为的许可和保障手段。权利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权利的本质是由法律规范所决定,得到国家的认可和保障,当人们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国家应当通过制裁侵权行为,以保证权利的实现;二是权利是权利主体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决定是否实施的行为,因而权利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性;三是权利是为了保护一定的利益所采取的法律手段。而与权利相对应的义务的概念则为:国家通过法律规定,对法律主体的一种约束手段,是法律规定主体应当作出或不应当作出某种行为的界限。陕西军民融合的过程既是一种体制的创新,也是一种机制的创新,在体制、机制创新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新的融合模式的产生,会出现种种的矛盾和问题。因此,及时以法律供给的方式明确规定军民融合过程中企业、事业单位等融合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使其享有应该享有的权利,履行应该履行的义务,不越轨、不犯规,依法参与军民融合的各项活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军民融合过程中权利救济的法律规定。军民融合是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面临着体制、机制的创新,面临着新的融合模式的产生和运行,这其中会出现许多的风险和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军民融合主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这种侵害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融合各主体间可能会出现的相互侵害,给合作方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二是融合主体受到外部力量的侵害,同样会在权益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当以上两种情况出现的时候,就应当依法予以保护,使军民融合主体的合法利益得到救济和实现,因此陕西《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中就应当有军民融合合作中主体权益受到侵害之后的救济规定,以起到为军民融合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

 

  六、军民融合利益分配的法律规定。从陕西军民融合发展的结果来看,会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情况:其一是企业、事业单位等主体融合的很顺利,达到了聚合效应,真正实现了军民融合;其二是企业、事业单位等主体融合度不高,呈现出“貌合神离”的状况,融合结果呈现一般化状态,达不到融合的要求;其三是融合结果不佳,融合过程中产生了各种矛盾和问题,难以实现军民融合。以上三种结果其中最核心的原因是利益问题,如果军民融合过程中实现了利益的平衡就会出现合作共赢的局面,实现融合结果的最优化,会促进军民融合的顺利发展,如果军民融合的各个主体都谋取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及其他主体的需求,就会出现事实上的利益最小化,即所谓的零和博弈,最后的结果是“各算各的账”,导致融合的失败。因此,在军民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各个主体所共同认可、共同接受的利益获取的最大公约数,就成为陕西《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中有关利益分配的明确规定,即便是偶然出现利益分配不平衡的情况,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纷,也应该按照法律明确的规定予以处理,以达到法律“止争”的效果。

 

  七、军民融合市场调节的法律规定。完备的市场调节法律制度将是军民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柱。陕西《军民融合发展促进条例》作为地方性法规,如果制定公布,不但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主体、行为、结果的规定,还应该包括关于军民融合市场调节的法律规定,原因在于军民融合式发展需要规范相关市场管理法律制度,包括生产许可、产品质量、产品标准、招标投标、政府采购、军事订货、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国防资产管理等相关领域。在各个领域通过完善相关法律,实现军民深度融合的法律支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