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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1月13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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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高端论坛”综述

 

  2019年10月19日,中国法学会民事司法改革研究方阵——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高端论坛”在西北政法大学雁塔校区举行。“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是中国法学会重点委托课题,由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组织,西北政法大学董少谋教授主持。

 

  来自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长安大学、西北大学、兰州大学、甘肃政法大学、西南大学以及我校的各位专家学者和来自实务部门的陕西省人民检察院、西安市人民检察院、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检察院、西安市长安区人民检察院的各位检察官法官共计60余人与青年学子们参加了本次论坛。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平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西北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李平安教授,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宋朝武教授,陕西省法学会秘书长马艾妮到会致辞,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黄河教授在主旨发言提出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须要研究的五个方面:一是人民群众对检察院保持传统的认知,认为检察院主要从事刑事活动,对于检察院的民事活动和实践的认识存在很大问题。二是检察部门对民事检察监督的实施,目前针对虚假诉讼的标准不一样,法院有法院的标准,检察院有检察院的标准,到底这个标准怎样掌握存在疑问。三是涉及到对审判行为的监督,检察院提起监督后,对审判人员的要求等一系列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四是涉及到对执行活动的监督,执行活动的监督总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少。五是对民事生效裁判的监督,主要就是涉及到《民事诉讼法》第200条规定的十三种情形,这十三种情形都作为一种抗诉的事由,但是检察机关在抗诉的时候,到底应怎样提高抗诉质量,哪些应当以抗诉的方式提出,哪些应当采取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还需要大家去研究。

 

  论坛中,与会专家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围绕“民事诉讼中的检察监督”这一主题进行了五个问题的交流互动。

 

  (一)关于民事抗诉问题。陕西省人民检察院刘杰检察官介绍了陕西省民事抗诉案件基本情况及法院再审情况,通过对2015年至2017年全省民事抗诉案件进行全面分析,首先提出抗诉呈现出几方面特点:1.抗诉案件案由相对集中2.抗诉理由中,适用法律错误和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占比很大;3.民事抗诉案件再审改变率较低。然后分析关于民事抗诉标准的理解与适用2012年民事诉讼法对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和检察机关民事抗诉事由共为十三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适用标准。第一是原审裁判认定事实错误抗诉事由适用标准,从“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的判断标准;“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判断标准;检察机关运用依职权调取证据的效力,三方面分析。第二是原审裁判适用法律错误抗诉事由适用标准,从合并认定事实错误的适用法律错误抗诉事由;单纯适用法律错误抗诉事由;单纯适用法律错误但实体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案件的处理,三方面分析。第三是原审诉讼程序严重违法抗诉事由适用标准。最后总结民事抗诉应当考虑的其他重要因素。例如,考量抗诉启动必要性、防止机械理解适用有错必纠原则、尊重法官自由裁量权以及重视社会关系的自我修复功能等方面。

 

  (二)关于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来自检察院的检察官提出:一是虚假诉讼的民事法律规制及不足:目前我国对虚假诉讼的民事法律规制仅限于诉讼法层面,从实践中看,通过赋予当事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异议之诉、第三人撤销之诉等诉讼权利来实现对虚假诉讼的规制,效果并不理想,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还不足以规避虚假诉讼,虚假诉讼的特点是发现难,查处难,还应该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加强进一步防范虚假诉讼的立法制度。二是对民事诉讼的检察监督体系,首先要发挥检察机关在查处虚假诉讼案件中的独特优势,其次要保障并落实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建议增加拒绝和妨害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处罚措施。提出四点建议:1、要高度重视虚假诉讼的监督;2、要加强上下级联动;3、加强公安机关的密切配合;4、要充分运用检察机关的调查核实权。

 

  来自学界就虚假诉讼检察监督的现状、问题与趋势进行分析,提出四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一是检察监督本身是对公权力的监督,但是我们是监督法院还是监督当事人,这个是比较大的问题,对于这个不是特别了解。二是有限介入还是全面干预,到底我们虚假调解,仅仅涉及"两益"的还是有涉及第三人的,比如我们写的第三人撤销之诉,也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明确监督的范围、监督的对象,这个很难确定。三是刑事制裁和民事惩戒这两个如何协调。四是在检察院办案,主要是等当事人来申诉,但是当事人并不会将自己的虚假诉讼来检察院申诉,国家"两益"的案件又有谁来向检察院提出。

 

  (三)关于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一是我国检察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的完善进路。有学者提出:第一,要遵循一般分配原则,检察机关需依相关法律规定,承担污染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以及检察机关必须对诉前程序的履行进行证明,以此完成检察起诉的主体适格的证明责任;第二,证明责任适用的最大压缩,法官裁量应秉持证明责任的谦抑性,通过用尽证明手段,最大压缩“真伪不明”,保障证明责任裁判的妥当性和可接受性,包括内部证明的基础性运用、外部证明的必要性运用以及信息展示的充分性保障。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上的证明责任,既不能脱离我国现有的诉讼架构,又不能疏离证明责任的基本原理,检查主体具有强于自然人的优势,优势也有对抗公益侵害的弱势,证明责任减轻机制为检查救济公益、惩罚侵害增加了保障,但减轻并非免责,要注意矫枉过正,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证明责任减轻机制。

 

  二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有学者提出:环境侵权之债的权利发生要件为侵权行为、损害结果和因果关系,权利妨害要件为法定免责事由。侵权行为、损害结果为原告承担证明责任,因果关系和法定免责事由由被告承担证明责任。《环境公益诉讼解释》第30条规定的前诉公益诉讼所认定事实对后诉私公益诉讼的扩张效力,不是基于既判力、争点效、反射效,而是生效裁判认定事实为免证事实的传承,并考量后诉当事人在前诉裁判确认事实过程中的程序保障度作出的差异性回应,尚需进一步完善为:同一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的前诉公益诉讼裁判所作的是否存在侵权行为、因果关系以及法定免责事由的事实认定,后诉环境私益诉讼原告主张适用的,无需举证证明,但被告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前诉裁判所作的裁判方法,后诉原告主张援引时,应当参照适用。

 

  (四)关于民事检察监督中的民事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有学者提出以下四个问题:一是,当事人的诉讼目的在于追求实体的胜利,法官在案多人少时,更追求程序的简便、可操作性、诉讼效率,则什么样的程序错误要纳入监督范围?我认为应当延伸现有法律规定的再审事由里程序错误的规定,划分重大程序错误与瑕疵程序错误,前者纳入监督范畴,而后者结合具体情况而定,则什么是重大型程序错误?是否以足以影响审判结果为标准?二是,民事检察监督的本质是公权对公权的监督,纠错为主,救济为辅,若将监督程序的启动以当事人申请为主,当事人目的在于救济,这样是否合适?同时,对于正在进行中的诉讼,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参与监督的可能,对于程序错误的发现与提出,必然是以当事人申请为主,而当事人在诉讼进行中对于实体判决的期待导致其很难提出正在进行中的程序有可能的程序错误。三是,对程序监督中当事人的申请如何证明的问题。程序活动是空间性的,过程性的,多数情况,除了录音录像外,没有更好的证据从程序角度加以证明,这使得检察机关对程序过程的监督分外艰难。四是,如何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并非所有的审判行为程序错误都具有监督的可行性。因为很多程序活动是随着时间的流转而进行的,如超过审理期限问题,从程序的监督基本陷入客观证明不能的情形。因此,可将其分为至始具有可监督性、至始不具有可监督性以及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具有可监督性。

 

  (五)关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有的学者提出几点建议一,明确监督对象,重点是人民法院执行活动的规范性、合法性。二,改“事后”监督为“过程”监督,及时介入执行活动。三,减少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案外人申请监督的限制条件。四,减少相关审查期限,提高检察监督和执行效率。五,扩大监督方式,针对不同事由采取不同的监督方式

 

  (来源: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董少  2019年10月31日)